2015年10月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正式提出“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”，标志着我国自1980年代起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终结。这一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施行，至今已近十年。从人口学视角看，这一决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、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、性别比失衡等结构性问题的必然之举。
在政策实施初期，学界曾预测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，但现实数据显示，2016年新出生人口仅短暂回升至1786万，随后逐年下滑，2023年已降至902万。这一反差揭示了政策放开与家庭生育意愿之间的深层矛盾。从经济学角度分析，养育成本攀升、房价高企、女性职场压力等因素，均显著抑制了生育意愿。以宁波为例，一个家庭从产检到教育，平均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的直接成本已超过50万元，这还不包括时间与机会成本。
对比而言，独生子女政策时期，家庭面临的是“能不能生”的刚性约束；而二胎政策放开后，焦点转向“愿不愿生”的弹性选择。前者是国家意志下的计划生育，后者则是家庭理性下的生育决策。从医疗配套看，宁波鄞州同仁医院等机构在二胎政策后增设了高龄产妇门诊、无痛分娩服务，但高龄生育带来的妊娠并发症风险、儿科资源紧张等问题依然突出。因此，政策放开的时间节点虽是明确的，但真正影响生育的，是经济、社会与医疗体系能否形成协同支撑。